新中国为民族器乐带来了什么？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刘德海指挥中国音乐学院师生演奏 ©东方IC
文 | 李淑琴
在我国，器乐音乐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至近世，留下的似乎是残缺不齐的遗响。20世纪上半叶，尽管随着社会的转型，处于苟延残喘状态的民族器乐文化开始发生悄然变化，一些有志的民乐演奏家们，为使遗响获得重生付出了艰辛努力，但由于多为个人行为，重生之路举步维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翻开了历史新篇章，70年里，民族器乐成就空前。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实现了对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的全面改造，把文化事业纳入政府工作范畴，在全国范围建立起了层递式的民族器乐团体和专业教育机构，将演出、创作、教学、研究，统一在政府文化部门的领导之下，为民族器乐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
大批民间艺人进入专业队伍
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
有了体制上的保障，共和国初期，不仅开展了包括民族器乐在内的全国性民族民间音乐调查整理工作，相关中央部委还联合举办了如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等国家级音乐活动，通过逐级选拔，挖掘出了深藏于各地、延续着中国器乐文化传统的民间器乐演奏家和作品。这些持续十余年的大规模活动的举办，大大提升了民族器乐文化的地位，改善了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尤为重要的是，使原本散落民间的民族绝响，得以录音、灌唱片，记录乐谱并出版发行，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使民族器乐在未来的发展有了坚实的根基和参照。同期，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召开的全国民族乐队音乐座谈会和系列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教材会议，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器乐的发展。
组织化管理，对民族器乐整体上的建设与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功不可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管理办法也滋生出了弊端。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文化艺术上，政府逐渐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坚持组织化管理，举办多次全国性的民族器乐评奖活动，继续推动事业的发展，一方面逐级实行艺术院团的体制改革和教育改革，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阵痛，至今，“双轨制”的实行，为民族器乐达到它的历史新高度创造了条件。
管平湖1956年演奏《流水》录像
新中国初期，民族器乐队伍建设不拘一格纳贤才，得到了空前壮大。首先，之前的专业人员，如杨荫浏、储师竹、管平湖等，基本全盘转入专业音乐院校中；另如秦鹏章、卫仲乐等活跃于上海及各地的专业人士，也进入专业院校或团体；原西南广播电台音乐组的人员，则迁到北京，成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基础力量。然而，仅此不足以满足建设新中国民族器乐队伍的需要，因此有了吸纳大批民间艺人进入专业队伍的壮举，近十年时间里，先后有色拉西、杨元亨、陆春龄、刘明源、朱勤甫、查阜西、赵玉斋、胡天泉、王巽之、吴景略、林石城、曹东扶、张子谦、冯子存、罗九香、赵松庭、任同祥、王惠然等众多优秀民间演奏家进入专业队伍。
笛子演奏家陆春龄演奏
杨荫浏编著的《中国国古代音乐史稿》
这些人年龄、民族、生活地域、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对音乐的酷爱和他们接受家传或师传，又博采众家之长的经历。他们把丰富的传统带入专业队伍，演出、育人、整理编创作品、编写教材、参与国际交流和乐器改革，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器乐队伍的力量，提高了民族器乐的整体水平。而共和国初期专业教育机构培养的一代新人，如以王国潼、闵惠芬、刘德海、周延甲、王昌元、王迪、李祥霆为代表的演奏人才，以刘文金、胡登跳为代表的创作人才，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也纷纷登上舞台，为民族器乐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青春活力。
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新品种
吴蛮与马友友、余隆合作赵麟《逍遥游》（李之中/摄）
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形成的专业民族器乐教学体系下，培养出了大批新人，和以吴蛮、张维良、严洁敏、郭雅志等为代表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演奏家，他们集中精力于演奏，在国内外举办各种形式的音乐会，全面展示出了民族器乐的丰硕成果，为民族器乐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器乐独奏在我国虽古来有之，但在共和国70年中发展得如此缤纷，是历史上罕见的。共和国初期，随着民族民间音乐意识的觉醒，挖掘整理出了《二泉映月》《广陵散》《离骚》等为代表的千古力作。
同时，进入专业队伍的民间音乐家们，大量整理、编创作品，使笛、唢呐、琵琶、古筝、管子等独奏经典得以流传。这些被今人熟知的作品技法高超，地方特色与生活气息浓郁，让后人从中感受到中国音乐的独特审美情趣和流淌着的悠久的传统器乐血脉。它们器乐化的表达，确立了民族器乐独奏在新中国音乐生活中的独立地位，成为了个性鲜明的音乐新品种。而这些演奏家们通过新作品的创作和演奏，推出的笙、板胡、扬琴、柳琴，以及中胡、高胡、马骨胡、葫芦笙等各民族众多独奏乐器及作品，丰富了民族器乐音乐。
作为共和国专业音乐院校培养的第一代新人，不仅有刘文金为代表的专门的民族器乐作曲家的创作，演奏家们也继承前辈传统，演奏、改编、创作了大量不同乐器的独奏新作。这些作品，在中西音乐视野下，进一步开发各乐器的演奏技法和表现力，抒发对新中国现实生活的感受，扩大了民族器乐独奏的社会影响力。改革开放初期，这代人承前启后，不仅在演奏技法上继续拓展，对古风古韵的追求，在音乐上延伸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同时，改革开放后对独奏乐器的开发得以延续，埙、骨笛、瑟、箜篌先后被成功研制，并有了各自的独奏作品，还出现了“组合打击乐独奏”这种新的民族器乐独奏形式。
鉴于民族器乐所取得的诱人成就，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作曲家加入创作行列，使民族乐器的独奏语汇有了极大突破，优秀作品迭出，为演奏家赢得了国际展示空间。作曲家们在民族乐器重奏方面的创作贡献尤为突出。
胡登跳编曲的丝弦五重奏《巴托克组曲》
民族乐器重奏在共和国初期得以酝酿，出现了胡登跳的“丝弦五重奏”，并在改革开放后走向成熟。上世纪80年代，步入民族乐器重奏创作的活跃期，不仅有安志顺为代表的传统气息浓郁的打击乐重奏创作，更有“新潮作曲家”们组合新颖、手法现代的重奏作品。90年代至今，海内外华人作曲家们的创作热情与日俱增，即有《和》（朱践耳）《三笑》（陈其钢）《戏》（郭文景）《清风静响》(贾国平)《面对面》（梁雷）等优秀的纯民族乐器重奏作品，也有《鬼戏》（谭盾）《小白菜》（温德青）《胡琴组曲》（陈怡）《六月雪》（李滨扬）等中西乐器混合的作品，更有《向远方——30首民乐室内乐曲集》（秦文琛）。这些作品对乐器性能的再开发以及丰富的音响效果，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民族乐器重奏也由此正在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音乐新品种。
新加坡鼎艺团演奏陈怡《胡琴组曲》
建立一种体现国家富强统一意志，“凸显民族音乐的发展成果和表现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民族管弦乐队，是国人的世纪梦想。共和国70年间，民族管弦乐走过了从摸索实验到积累大批优秀作品的成长历程。新中国初期，在乐队“系列化”建设上，从乐队编制到乐器改革、作品编创，通过日复一日地摸索实验，留下了《春江花月夜》（秦鹏章、罗忠镕）《花好月圆》（彭修文）等脍炙人口的改编作品，创作出了在吸收民间吹打乐因素上成就明显的《东海渔歌》（马圣龙、顾冠仁）为代表的新作品，以《草原小姐妹》（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为代表的协奏曲的创作，为改革后的协奏曲创作热提供了经验。
探索民族管弦乐的更多可能
改革开放后，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等国家先后成立了同样性质的乐团，创作上也迎来了飞跃，既有力图在大型民族管弦乐交响化上扩展的幻想曲《秦·兵马俑》（彭修文）为代表的作品，也吸引了更多作曲家的关注，创作出《达勃河随想》（何训田）等一些别致新颖的作品。
有了几十年独奏和乐队建设的基础，改革后，融二者为一体的协奏曲首先受到民族器乐作曲家们的青睐，上世纪80年代，以《长城随想》（刘文金）《汨罗江幻想曲》（李焕之）《云南回忆》（刘星）为代表的多种乐器的协奏曲先后问世。这些作品集中探索民族管弦乐队的交响性，从深层上挖掘表现力，使民族管弦乐中西融合的创作模式达到高峰。
90年代前后，作曲家们继续《草原小姐妹》的形式，创作出了《暗香——为筝与管弦乐队》（罗忠镕）《愁空山——为竹笛与管弦乐队》（郭文景）《玄梦——为低音二胡与交响乐队》（高为杰）等民族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形式的作品，继而出现别开生面的民族管弦乐协奏的创作，产生了《春秋》（唐建平）《火祭》（谭盾）《唤凤》（秦文琛）等作品。它们一改以往思维，大胆运用现代音乐创作观念，突出乐器个性，选用同系统系列乐器为独奏乐器，提高演奏难度，极大地拓展了民族管弦乐队的表演形式和表现力，也使民族管弦乐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改变了民族器乐原有的自生自灭状态，在机构的建立与管理、队伍的建设、小型作品和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与传播上，得到了全方位的迅猛发展，使民族器乐成为当今中国人音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音乐品种。
时势造英雄。中国民族器乐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音乐家们自强奋进的成果。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新的时代下，将有一代新人为民族器乐的未来撑起一片新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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